松花酒多少钱一瓶(国珍松花酒多少钱一瓶)-星空体育app下载官网

1. 松花酒多少钱一瓶

48和52度的都是92元一瓶，市场价格100以上，38度价格79元，市场价格95左右

2. 国珍松花酒多少钱一瓶

白酒的保质期其实算是比较长的。35度的白酒可以放置四到五年，其实品质都是不会打折扣的，所以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饮用，但也不能一直这样放下去，酒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淡。

3. 松花酒是什么酒

《尊生八牋》，明高濂撰。濂，字深甫，号瑞南，钱塘人。该著记述的酒，多属药酒，对身体健康有益，但味道不一定好。因此，他在该著的开头就说:“此皆山人家养生之酒，非甜即药与常品迥异，豪饮者，勿共语也。”书中对桃源酒、香雪酒、碧香酒、腊酒、建昌红酒、五香烧酒、山芋酒，葡萄酒、黄米酒、白术酒、地黄酒、菖蒲酒、羊羔酒、天门冬酒、松花酒、菊花酒、五加皮三骰酒等的制造，作了详细的记述。现只将羊羔酒、松花酒的制作方法摘出。

“羊羔酒:糯米一石，如常法浸浆，肥羊肉七斤，麹十四两，杏仁一斤煮去苦水，又同羊肉多汤煮烂，留汁七斗，拌前米饭，加木香一两，同醖不得犯水，十日可吃，味极甘美。”

“松花酒:三月取松花如鼠尾者，细挫一升用绢袋盛之，造白酒熟时投袋于酒中心，井内浸三日取出漉酒饮之，其味清香甘美。”

4. 松花酒的功效与作用多少钱

　　晚清民国年间，江西景德镇一带聚集了不少创作瓷板画的艺人。　　1928年的一次偶然机会，一位客商预订瓷板画，瓷板画艺人王琦、王大凡联络同好邓碧珊、汪野亭、何许人、程意亭、毕伯涛、刘雨岑，每人画一幅瓷板画，画完之后，很多人看了都非常惊讶和喜欢，请他们八人继续画。这样，他们后来就成立一个瓷艺社，取“花好、月圆、人寿”之意，雅称“月圆会”，相约每月望日，月圆雅集珠山，以画会友，以会聚友，切磋画艺，称为“珠山八友”。实际上，“珠山八友”前后共有十人，分别是：王琦、王大凡、程意亭、汪野亭、何许人、徐仲南、邓碧珊、田鹤仙、毕伯涛和刘雨岑。　　“珠山八友”以瓷入画，以胎为纸，在瓷板上彩绘，从而诞生了浓艳俏丽的新粉彩。这些作于瓷板上的画，汲取了中国画的营养，绘出的各种山水人物花卉走兽无不光彩传神，栩栩如生，其笔法、墨韵、色彩和同时代的海上画派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王琦的画风潇洒豪放，王大凡的画风形神兼备，汪野亭的青绿山水自成一派，徐仲南的竹，田鹤仙、程意亭、刘雨岑的花鸟，现在看来仍然生机勃勃，尤其是邓碧珊的游鱼，似乎到今天也无出其后者。　　“珠山八友”创作的鼎盛时期为晚清、民国至文革前的数十年间，留下的作品不多，历来是陶瓷收藏家梦寐以求的收藏品。　　专家鉴定经验和自身体会结合，总结出了以下的鉴别要领：　　一、从作画用的瓷器和瓷板上加以甄别。　　“珠山八友”都是绘瓷名家，对用于创作的瓷器都严格的选择，他们所用的瓷器胎质细腻，造型完美，瓷板平整，厚薄均匀，不见疵点，看到胎质粗松，烧制变形，厚薄不匀，翘曲有疵的作品，就可定为赝品。　　二、从题款的字迹上辨别，“珠山八友”的作品都是书画俱佳的精湛之作，虽各人风格不同，但留在作品上的文字都是纯熟流畅，挥洒自如，那些字体大小不一，字形生硬拘谨的，绝不会是真品。另外“珠山八友”作品中有时也出现简化字，但几率很小，若看到建国后的简化字，正好露出了马脚。　　三、从瓷器绘画的品相辨认：民国迄今不到百年，“珠山八友”作画的瓷器又经反复选择，所以画面一般还保持着光泽亮丽、图文清晰的特征。若见题款文字磨损，画面脱彩，模糊不清，多是作旧骗人。　　四、从落款的干支纪年分辨：“珠山八友”生卒年龄差距较大，必须对每个人的生卒详细了解，有的作伪者不了解“珠山八友”的生卒，落款时任意选择一个干支年款凑数。若发现“珠山八友”卒后年款，必是伪作。　　五、从绘画的风格辨认：“珠山八友”的每幅作品都十分精细，山水秀逸，人物传神，花鸟富有生气。伪作往往生硬造作，匠气十足，没有一点大家风范。对少数摹仿极精的作品，要仔细观察，必会发现拘谨死板的痕迹，与自然流畅、挥洒自如的风格相形见绌。　　要掌握这些鉴定要领，关键是要了解“珠山八友”字画的风格和一生的风格变化，同时要了解他们的生卒年份。有些人往往不是从要领上去鉴别，而是去看瓷板背面的筋麻纹，看瓷面是否老气，看框架配件等等，这样鉴定必将误入歧途。必须知道，这些都不是鉴定“珠山八友”的作品的标准，板背筋麻纹是烧制瓷板的工艺问题，有筋无筋，有纹无纹都有“珠山八友”的作品，至于框架配件纯属人为可变之物，与鉴定毫不相干。　　珠山八友的瓷板画艺术在继承粉彩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力图在瓷艺与画艺上有所突破，以王琦为首的这批瓷画家是一个创立了“新粉彩”瓷艺的画派。王大凡在他的作品《珠山八友雅集图》上题诗云：“道义相交信有因，珠山结社志图新。翎毛山水梅兼竹，花卉鱼虫兽与人。画法唯宗南北派，作风不让东西邻。聊得此幅留鸿爪，只当吾侪自写真。”鲜明地表白了他们结社志在求变创新的宗旨。　　珠山八友成员不断改进彩绘工艺，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如邓碧珊借鉴吸收东洋画技法，以肖像画的细腻画鱼藻。王琦人物画在乾隆粉彩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早年画瓷像的技艺，又吸收西洋画法，人物头部刻画细腻，明暗光影富有变化，被后世俗称为“西画头子”。汪野亭熟练掌握粉彩颜料中的绿色、蓝色，并在运用这些颜色方面独具匠心。王大凡研究出“落地粉彩”画法，不用玻璃白填底色，直接将色料填绘在瓷胎上，再罩雪白、水绿之类料色，简化工艺，画意更浓。程意亭的花鸟设色，既有文人画清雅的一面，又有工笔重彩的艳丽，其填色工艺达到运用自如、驾轻就熟的程度。刘雨岑创立了“水点桃花”画法，用含有色料的水笔，依次点染在相应大小的“玻璃白”底色上，既有传统填色的粉润效果，又具有画意生动的韵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写道：“记得过去，我在瓷上表现桃花时，由于对料性掌握得不够，以玻璃白掺染洋红点出桃花，烧后成色发乌，后来经过反复试验，采取先以玻璃白作花，再在其上以洋红点出的办法，才得出国画桃花的效果来。由此可见，要用祖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国画来装饰最具有优良传统的瓷器，使它们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中一朵永开不败的鲜花。作为陶瓷美术工作者，除了要对料性、对瓷画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之外，还必须熟谙国画用墨用色的技法。”珠山八友瓷画家的这些彩绘新工艺有的已成为一种技法，在粉彩中广为运用，有的已成为一种瓷画形式被后人继承。　　珠山八友成员传世作品多少不同，年代有别，但瓷板画都是各位创作生涯中的主要部分。他们喜欢在平面上或接近平面的器皿上表现自我，这体现了珠山八友以“画”为主的文人画追求取向。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可寻其艺术轨迹，了解其个性面貌。　　徐仲南，号竹里老人，少时入南昌某瓷店做学徒习彩瓷，青年时期以画人物为主，中年则改习山水，晚年画松竹，一生以画松竹著称。作品苍劲挺拔，萧疏纵逸，清新秀丽，不落俗套。书法遒劲娟秀，诗韵挹趣无穷。为人平和清逸，与世无争。　　《天风飒飒·粉彩瓷板画》(图1)以横式构图，奇异空灵，右下角两块秀石，一高一低，以雨点皴法表现，墨色皴染，敷以石青，苍厚坚硬，极富质感。石后由右向左斜出的风竹，群居不倚，独立不惧，删去了不少繁琐细节，叶梢风翻转折，一丝不苟，无板滞之弊，爽快生动，表现出秀竹劲节之气。清冷的色调，概括的笔法，配以诗书印章，具有浓郁的中国文人画意味。粉彩着色光亮淡雅，层次清晰，富有立体感，更具瓷板画装饰表现的艺术魅力。此幅作品为徐氏70岁时所作，正是其纯洁、虚心、气节、操守美德的再现。徐仲南所画竹子，多为溪边崖下水竹，枝干细劲，摇曳临风，竹叶多为仰叶，疏密浓淡颇有章法，所配青石多以尖笔或斜点表现，似皴似苔，苍润浑厚。晚年专攻竹石以后，形成了不尚华丽、追求平淡古雅的创作风貌。　　邓碧珊，号铁肩子，清末秀才，早年在家教私塾。废科举后到景德镇，初始以卖字画为生，后到景德镇瓷业学堂任教。思想活跃，颇能接受新生事物，具有开创精神，为景德镇瓷上肖像画创始人。他不仅开瓷板肖像画之先河，而且最早使用九宫格放大绘制肖像，并大胆借鉴吸收东洋画技法。后画鱼藻，风格独特，在景德镇享有“鱼王”美名。邓氏书法规整遒劲，章草涵韵很足，王琦也曾执弟子礼向其学习书法。珠山八友中他去世最早，留下作品不多。　　《福建金山塔·墨彩瓷板画》(图2)构图平正，屋宇和金山塔居画面中间，波平云淡。作者以炭精擦笔画法表现，屋舍以艳黑单色描绘，细致部分用笃笔笃匀，严谨精致，层次细微。擦笔画是瓷上肖像画的基本技法，可细腻地画出复杂的形象和细节丰富的浓淡层次。邓碧珊早年画瓷像，所画建筑风景瓷板画多以瓷像画法表现，画风独特，特点明显。作品上未题年款，只题：“福建金山塔。邓碧珊画。”从作品来看应是邓氏早年所画，当属20世纪20年代之作。　　《清白传家·粉彩瓷板画》(图3)右下角绘一簇水藻，水藻以黑料勾描，用水绿在施有玻璃白的粉底上进行浓淡积染。两尾游鱼描绘工整，数点浮萍不甚经意，厚不因多，薄不因少，画面构图简约，设色清丽，笔精墨妙。左上方竖题：“清白传家能耐久。时属丙寅夏月仿六如之法笔，碧珊画意。”丙寅年乃民国十五年(1926年)，此作为邓氏53岁时画。邓碧珊画鱼藻体现了他在将中国画笔墨意趣与日本绘画技法结合上所做的努力。其创作高峰期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当时的作品多为水藻一两簇，游鱼两三尾，浮萍数点，不事波涛，也无潋影，悠然恬静中透出一派生机，得其形，也得其趣。曾有人问其画鱼秘诀，他一言以蔽之：“游而不散。”其言甚是精辟。　　何许人，名处，字德达，少时学绘青花，后改学粉彩。初时常以清初“四王”之作为范本，循古人规范，摹前人画迹。书法从“二王”入手，后学汉隶，善微书，能在径寸印泥盒上书写《出师表》、《赤壁赋》，以画雪景山水见长。作品法度整饬，笔迹磊落，晶莹剔透，深远荒寒。　　《雪满梁园·粉彩雪景瓷板画》(图4)绘宋朝汴京八景之一的梁园雪雾。画面以界画技法布景，俯视构图，严谨自然又有气势。以墨彩勾画景色，树竹凌空，枝梢浑全；秀石玲珑剔透，粉装玉砌；重檐楼台雪色浓重，栅栏稍染蓝色，使画面顿显冷艳之美。楼阁之中饮酒赏雪，庭院里以朱红点缀人物，表现出冰天雪地和民间喜气。远山如玉琢晶镂一般，笔墨秀润磊落，意境深远。画上写唐伯虎诗：“雪满梁园飞鸟稀，暖煨榾拙启雕(闭柴)扉，地炉温却(瓦盆热得)松花酒，刚是溪头(丁)拾蟹归。”由题而妙，诗韵悠悠。该瓷画藏于景德镇陶瓷馆。　　1916年以后，何许人画瓷渐以雪景山水为主。此时表现雪景山水的风格在构图上远承宋人造景取势之长，笔墨上取“四王”之法，但在瓷画工艺上已逐渐摸索出一套革故鼎新的技法，巧妙地把粉彩玻璃白运用于雪景山水之中，使画面彩料浓淡自如，雪色逼真，层次有度，既有传统填色的粉润效果，又具有画意生动的意味。中年以后，何许人的瓷画技艺日臻完美，他着重于画理与技巧的结合。在艺术形式上，何氏的雪景山水讲究章法布局，注重近、中、远三重构图，山势相叠，坡岸交错，层次有序。在笔墨技巧上均以墨彩为主勾画山岭，敷粉留白表现雪色，而在—些细节描绘上，何氏同样以细腻的画笔刻画，如蹇驴踏雪，路上留下连串痕迹层宇楼台，总以一两处暖色调点醒。他的作品无论是大幅瓷板画，还是小件印盒都用笔精到，工丽严谨。他能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其书法行笔稳健，转折圆浑，顿挫变化明显，字与字之间少连笔，却有绵延直下，一气呵成之势。　　王琦，字碧珍，号陶迷道人。为珠山八友之首，初以捏人面为生，后与邓碧珊学画瓷板肖像。先以钱慧安仕女画为蓝本，后改学“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以写意人物画见长。王琦晚年的作品开始摆脱钱慧安和黄慎的影子，在继承中有了自己的特征，线条放达而又疏松，尤其中锋用笔，比黄慎的线条更有厚度，也更概括。他的作品常以草书题记，恣纵遒劲，运古融今，别具一格。　　《钟馗·粉彩瓷板画》(图5)单绘人物，乌纱紫袍，鬓须满脸。作者以西画手法描绘人物脸部，明暗关系清晰，神情捕捉准确，笔法细腻。衣衫的表现以中锋用笔，有黄慎恣纵的笔意，线条简略流畅，准确凝练，遒劲有力，抑扬顿挫尽显精神，有以草书入画的放达和力度。以干笔皴描蓝袍，轻敷淡染，层次变化微妙而丰富。作品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为王琦44岁时所作

5. 松花酒多少钱一瓶53度

汨罗江之祭

□李元洛

在中国的河流中，汨罗江远算不上波高浪阔源远流长，但却是一条名闻遐迩的圣水。它温柔而温暖的臂弯，曾先后收留中国诗歌史上两位走投无路的伟大诗人。不过，一位在下游，今日的汨罗县境，以水为坟，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一位在上游，如今的平江县域，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阳晨雾，还有偶然在坟头点燃的几炷清香。

大历五年也就是公元七七〇年秋冬之际，杜甫出峡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后，写下《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亲友》一诗，从长沙出发，准备顺湘江而下洞庭，然后入长江而至汉水，转道襄阳回归河南故里。然而，他其时年近花甲，早已病体支离，舟入朔风凛冽的洞庭，更是多症并发而一病不起。被历代学者断为绝笔之作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卅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如同自撰的讣闻。他写了“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的洞庭湖冬日景色，船过湘阴，北去巴陵，“春草封归恨，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湘阴与巴陵途中的昌江县城，去投亲靠友。今日的平江，唐时称昌江，府治为中县坪，在汨罗江的上游。但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陨落，他年幼的儿子宗武只得将父亲草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也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平江杜墓。如果你远道前来，不仅可以一瞻遗迹，而且风行水上山间，鸟过田头陌上，还会向你叙述许多有关杜甫的传说。

全国杜墓今有八处，除四处纯属传闻和纪念性质者外，学术界考证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阳说、平江说、偃师说与巩县说，而我则认为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而死后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没有北归。杜甫去世后四十三年，他的孙子杜嗣业请任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作墓志铭，铭中说杜甫“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今人多以为此“岳阳”乃今日之岳阳市或岳阳县，殊不知后者从西晋以至清末，均称为“巴陵”。“岳阳楼”原也只是三国时鲁肃操练水军的阅兵台，开元四年张说以中书令守岳阳时，于旧址建楼，名为“西楼”，至李白杜甫始以“岳阳楼”为题。如果杜甫葬于岳阳城厢，当有人吟咏，但却付阙如。唐时的昌江，是岳州的五个属县之一，至五代后唐时才改名平江。高山曰“岳”，山南曰“阳”，平江县境内有海拔一千六百五十三米之天岳山，而汨罗江流域在山之南与山之西，正是元稹所谓的“旅殡岳阳”之地。平江的杜姓，至今繁衍有八百人以上，以“杜”命名的地方如“杜家山”、“杜家园”等等，就有十余处之多，此处流传于今日的杜氏家谱，也说杜甫殁后因干戈扰攘，归葬偃师未果，因而“癶葬平江”，而子孙“卜居是邑，以祭守其墓”。明代的湖广参政陈恺，曾在平江杜甫后裔家中发现两封皇敕，一是至德二载唐肃宗授杜甫为左拾遗的诰敕，一为宋代授杜甫后裔杜邦杰为“承节郎”的敕书，他并作《跋杜氏诰敕》予以详尽的记载与说明，清初钱谦益在《杜诗钱注》中也曾说，“今藏湖广岳州府平江县裔孙杜富家”。据说，这两件诰敕传至杜富的嫡系后裔杜瑞生，于辛亥革命年间遗失。将近百年，音沉信杳，如果有朝一日它们能重现江湖，就可为平江杜墓出示旁证与铁证了。

我居杜甫曾经流寓过的长沙，虽然离平江地不在远，而且心向往之，但人事倥偬，竟然直到最后的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才和我昔日的学生余三定、朱平珍夫妇以及也曾是学生的段华偕行，去今日平江大桥乡小田村天井湖，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

车出平江县城，驰过汨罗江大桥，往南行二十余里，拐上一条泥泞曲折的乡间小道，颠颠簸簸，终于看到山丘间有一溜白色的粉墙，那就是光绪十年重修的“杜公祠”。祠门额上有一方青石，刻有“诗圣遗阡”字样。祠前有一方可供停车的大坪，据说那就是“天井湖”干涸后填成。“杜公祠”如果是书名，白色粉墙就是它的封面，封面之内有些什么精彩文章呢？三张大门关闭已久，大约平日也少人问津，我们是不速之客，杜甫也早已长眠不起，蓬门今日当然也不会再为君而开，我们只得从旁侧围墙已经坍塌拆毁的缺口进去。杜公祠为砖木结构的两进一天井结构，几间敝旧的房舍现在已改为小学的教室，桌椅破旧，秋冬之日光线更是暗淡，窗户没有玻璃，糊窗纸早已破碎，秋风与朔风于其间畅通无阻。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远，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听到克服困难前来上学的乡里小儿咿呀诵读之声，若当“八月秋高风怒号”之时，或是“天涯霜雪霁寒宵”之际，以苍生为念以天下为怀的他，会不会长叹息以掩涕呢？细察祠堂墙壁上尘封破旧的字画，在檐下廊前徘徊留连，平珍是平江人，对杜祠的故实十分熟悉，她指着木柱石础中两个麻石柱础，对我们说：

“这两个覆盆式的麻石柱础，下方上圆，刻有莲花瓣纹饰，从形制可断为唐代遗物，全国其他唐代古建筑遗迹也可以证明。”

“那当然是杜墓真实性的实证，不，石证了。”我高兴地随声附和，并弯腰抚摸那冰凉的石础，想重温千年前的时光。

祠堂后面的小山丘上，有一栋建于多年前的房舍，现在也改为三间教室。门楣石匾上嵌刻有“铁瓶诗社”四字。诗社不知成立于何许年，诗社而名“铁瓶”，不知瓶内藏有什么纶音妙旨？为什么“瓶”而谓“铁”呢？但铁定无疑的却是，建社的人与诗有缘，并欲继承发扬老杜的流风余韵。我甚至忽发痴想：有诗灵做伴，得天独厚，现在不起眼的莘莘学子之中，将来会不会有人一登诗坛而叱咤风云呢？正遐思远想之时，管理墓园的老人已被请来，他领我们走到诗社下侧围墙的一扇小门边，打开那把资历不浅犹有古风的铜锁。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青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轰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

八十年代之初，平江文物管理所按原貌维修了杜墓。墓坐北朝南，封土堆以青麻石结顶，墓围用红麻石与青砖砌成，青石墓碑正中镌文为“唐左拾遗工部员外郎杜文贞公之墓”。这，就是我们的千秋诗圣最后的安息之所了。杜甫生地是河南，死所为湖南。黄河之南与洞庭湖之南，他和水结下的真是生死缘，更何况他一生坎坷，最后除了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就是将自己一家老小满怀忧愤托付给水上的一叶孤舟。他晚年流落湖湘，虽然兄弟音讯不通，然而“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洞庭的浩阔景象也曾一度鼓舞了他已老的壮心；虽然李白、高适、孟浩然等老朋友皆已先后故去，自己也老而多病，然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想到的仍是干戈扰攘的苦难时代。岁云暮矣，思如之何？在一年将尽之时，他忧心如捣的仍是水深火热中的百姓黎民：“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岁晏行》）他自己已是穷途末路，生命的残焰行将熄灭，但却仍然心系天下苍生：“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闻俗九州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他的绝笔诗固然多有身世之悲，托孤之痛，但却仍然不忘时代的动乱和人民的痛苦，这就不仅是“穷年忧黎元”，而是生死以之了，这是何等高远博大的襟怀啊！我们临来匆匆，未及准备香烛，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点一炷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心香。

杜甫赞誉过李白、高适、岑参、王维等诗坛大家，并且和他们均有交游，其中与李白的交谊还被今人誉为诗坛的千秋佳话，但他们却都无只言片语提及杜甫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千古难解之谜，因为我们已经无从问讯。同时代人对杜甫诗表示欣赏的不多，只有诗名不彰的韦济、严武等少数几位，而给他高度赞誉的，则是衡阳判官郭受和韶州刺史韦迢，但时间却已是杜甫逝世前夕了。前者今存诗二首，后者一首。郭受的诗是：“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时高。”（《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而韦迢在《潭州留别员外院长》一诗中，则赞美他“大名诗独步”。杜甫当年从岳阳往长沙途中曾作《南征》一诗，他长叹息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且不说同时代的人冷落了他，在他生时，殷璠于天宝末年编《河岳英灵集》，一些三四流的诗人都入选了，而杜甫却有向隅之叹。他死后不久，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到大历末年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世上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常常得不到认识和赏识，有如明珠暗投于尘封的角落，好似良骥局促于偏远的一隅，有的人还屡遭厄运，抱憾甚至抱恨终生。然而，有些人却僭居高位，浪得虚名，肥马华车，锦衣玉食，一辈子似乎活得有滋有味。怀才不遇而困顿一生的杜甫，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暮年，他得到郭受与韦迢的赞扬，虽说他们是文坛的无名之辈，虽说杜甫和他们是浅友而非深交，但在杜甫凄凉寒冷的岁月，那不是如同两盆炉火温暖了他那颗已经冻僵的心吗？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如此评价和叹息李白，不知他对自己是否也有这种预感？杜甫和李白一样有千秋万岁之名，这已是毫无疑问的了，李白的故里与墓地我还无缘瞻拜，但河南巩县现为巩义市的杜甫故居，却依然湫隘寒伧，杜甫墓园也只是封土一堆，青碑一块。而平江杜墓呢？六十年代初期，墓顶和墓围的红色麻石，东边的附碑及碑柱，均被挖掘一空去兴修水利，好像一栋屋宇被揭瓦掀顶破门拆墙，远比茅屋为秋风所破惨淡得多了，然而那是为农村水利事业做贡献，杜甫该不会有多少怨言的。不料“文革”期间，他也被大张挞伐，在成都草堂大书过“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诗中圣哲，笔底波澜”的位高名重的学者郭沫若，也一反昔常，对曾经极力赞颂的诗人横加批判，但杜甫却已无法申辩了，当时被横扫的天下芸芸，又有谁能够申辩？不过，红卫兵倒确实搞得他惊魂不定，他们挖开封土堆的东前角，据说取出石制油灯两盏，霉烂古书手稿一堆，在“兵荒马乱”之中，这些遗物都已下落不明，无从查找，而闻讯前来的文物工作者考证东墓室的质地与结构，断定为唐代墓葬，这，大约是那些“破四旧”者所始料不及的功绩吧？磨难仍然接踵而来，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盗墓贼，不久前竟然也在诗人头上动土，将杜墓打了一个大洞，时值年关，守墓的老人过了几天才发觉，虽然报了案，公安局也来人调查，但到底盗走了一些什么，众说纷纭。盗墓贼是绝不会读杜甫的，杜甫从来不是大官也非大款，儿子无力将他的遗骸安葬故里，孙子也是穷困的平民百姓，山河修阻，烽火遍地，四十年后到底将祖父的灵柩迁回河南没有，至今仍是疑案。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有什么好盗的呢？

杜墓至今萧条冷落，杜甫当然也无意于使自己最后的栖息之地，和遍布湘中与国中的宾馆酒楼夜总会娱乐城一争热闹与繁华。然而，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逐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我们在墓前徘徊凭吊，不禁感慨丛生。身为作家又是岳阳市政府官员的段华说：

“从古到今，知识分子特别是没有入仕从政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都很低呵！”

余三定现在是岳阳师范学院的院长，他专攻文学研究与批评，也不免书生之气：“我去过西安，那唐陵汉墓煊赫豪华，游人如织，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杜甫，他的墓地也未免太荒凉冷落了。”

我说：“墓地冷落荒凉，当然令人感慨。不过，天下之大，古往今来有皇皇陵墓者，几人能活在人民的心中？墓在丘山与闹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千秋万代长存。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赞美诸葛亮，我们不是也可以借来赞美他自己吗？”

于是，在汨罗江的上游，在拜别小田村杜甫墓之际，在唯有江声似旧时的千古江涛声里， 我轻声吟诵北宋初年徐屯田《过杜工部坟》一诗，权当专诚来谒的我们的心祭：

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

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

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

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

读后感：

乍一看《汨罗江之祭》这个题目，油然望文生义，臆测这是一篇凭吊屈原的感怀之作。从古及今，为屈原作挽歌的诗词文赋并不鲜见。不禁暗忖：本文题材选择似较“平常”。

不出所料，文章开篇即导引出与汨罗江魂魄相依的伟大诗人屈原。虽为“开门见山”，然之于读者来说实无多少新意。出乎意料的是，作者笔锋陡转，兀地恭奉出另一位堪比屈原的重量级诗人——杜甫。有“诗史”美称的杜甫，虽声名响彻皇皇中国诗歌史册，却少有人知晓他竟然亦与汨罗江一衣带水唇齿相连。行文至此，波澜顿生。更令读者“震惊”的是，同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化石级”雄才，同样长眠于汨罗亘古的江流声中，但屈原和杜甫的境遇却天壤之别。后人（尤其是今人）厚待屈子——“年年端午，竞渡的万千龙舟还在打捞他的魂魄”，却薄情于杜甫——“堆土为墓，少人拜谒，与凄清的墓地长年相伴的，多是春风秋雨夕阳晨雾，还有偶然在坟头点燃的几炷清香”。何也？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期待，皆被激发、引爆。这平中见奇的“开篇”，颇具匠心，却不着痕迹。

接下来，作者醉翁真意昭然。不再提及屈原，单细说杜甫与汨罗的贫病之交。“出峡入湘在湖南流寓三年之后”，他本欲“转道襄阳回归河南故里”。然而，“病重的他只得转道”前往昌江（今平江）投靠亲友。不料，“在距县城仅十里的小田村附近的江上，巨星即告陨落”，不得不被年幼的儿子“草葬于小田村天井湖”（即今人所见的“平江杜墓”之所）。作者以略带感伤的笔触，再现当年迟暮杜甫病亡于汨罗江畔平江僻壤的凄清、孤寂和无奈。“如果你远道前来，不仅可以一瞻杜甫遗迹，而且风行水上山间，鸟过田头陌上，还会向你叙述许多有关杜甫的传说”，作者以虚拟的语气既委婉邀约读者前往凭吊，又含蓄地流露出郁积于心的体恤之情。慨叹文豪迟暮，一掬惺惺之意。

作者曾为诗评家，以“以文为论”著称文坛。中年后，他开始写作“文化散文”，拾掇被岁月湮没的文化/文明碎片，企图与古人作灵界的沟通，遂成《唐诗之旅》《宋词之旅》《元曲之旅》《绝唱千秋》等一系列著作。既望能祭祖泽后，亦求慰灵安魂。挥毫至此，作者不禁既为杜甫鸣不平，又为平江的“过失”扼腕。汨罗江以其宽广的胸襟接纳了怀才不遇、抱屈含恨的屈原，缘何不肯抚恤同样落拓不羁、雄才难展的杜甫？作者深知也许这不单单是平江的“失礼”，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岁月的漫漫黄沙尘封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杜甫的葬身之地历来争论不休，难成定论。作为学者，作者切知不可隐讳这一段文坛“公案”。他坦陈，“全国杜墓今有八处，除四处纯属传闻和纪念性质之外，学术界考证杜甫真冢，主要有耒阳说、平江说、偃师说和巩县说”。但是，作者勇于跨越学术樊篱，斗胆拨开考古的重重迷雾，断言“平江杜墓是杜甫的原始墓葬”，甚至认为“死后的杜甫也很可能一直没有北归”。尽管作者也曾为此查史索简，但其所言仍难谓“确凿”。不过，作者无意纠缠于子虚乌有的考古发现，不想再在也许是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消耗满腹凭吊真情。于是，他再一次突发文人机趣，以一个假设句“如果有朝一日它们（传说墓中被盗走的重要文献）能重现江湖，就可以为平江杜墓出示旁证与铁证了”，一相情愿地了结了可能引发的新一轮文史论战。如此“痴言妄语”，不能不说是“强词夺理”，却难掩作者的率直、本真，以及大巧若拙的聪颖、才情。

作者略施“金蝉脱壳”之计，巧妙地钻出了文史迷宫，迅速回归到眼前“我”对杜甫最真切的瞻仰、凭吊情怀之中。“我居杜甫曾经流寓过的长沙，虽然离平江地不在远，而且心向往之，但人事倥偬，竟然直到最近的一个秋冬交割之日”，才得以“拜谒那一座山中的也是我心中的坟茔”。“君亡我才生”的遗憾已毋庸赘言，迟到的“拜谒”委实令“我”万千感慨盈心。千年时空隔阻，杜墓周遭荒芜、萧条。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杜甫墓就在教室窗外不远，他老先生每天都可以听到克服困难前来上学的乡里小儿咿呀诵读之声”。“我”与杜甫非亲非故，且杜甫乃千岁古人，若“我”一任泛滥于心的悲情浸淫字里行间，不免多少有“矫情”嫌疑。因此，作者巧妙地规避了平庸文人固有的装腔作势、无病呻吟。“弯腰抚摸那冰凉的石础，想重温千年前的时光”，这充满文人逸兴、遐思的诗化的文字，隐蓄了满怀温润、煦暖的情愫。浅白的文字之下，奔腾着滔滔狂澜。寥寥数语，却无声胜有声！

“我”虽已踏入杜甫“陵园”，但杜墓却“犹抱琵琶半遮面”。虽不至于“众里寻它千百度”，但蓦然撞见，“我”心中自然荡漾起层层波澜——“小门吱呀一声推开，在一座小小的山包之上，在几株轻松翠柏的守护之中，猝不及防，近在咫尺，杜甫墓怆然巍然，撞伤撞痛也撞亮了我的眼睛”。作者曾多年与杜诗为伴，虽与杜甫阴阳两隔，然杜甫却早已驻足心头，似若故交，情同手足。尽管情积郁于中，但作者深谙微言大义、欲说还休的深意。因此，不过多渲染内心之悱恻，而顾左右而言他。

睹墓思人，自然会忆起杜甫当年的漫漫人生。首先流泻于作者笔尖的便是杜甫晚年的颠沛流离。中国人崇尚“老有所养”、“叶落归根”，以之为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果。然而，一代大诗人杜甫竟然与这二者无缘，只落得客死他乡，托体于异域莽苍的荒山野岭。作者似不忍过多回顾杜甫多舛的命运，此情此境，沉思移时，只好“在墓前久久默然低首，燃点一炷永远也不会熄灭的心香”。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只能如此！

凭吊、拜祭之际，尽管作者不忍流连于杜甫的远去人生，但还是无法立即抛开杜甫凄恻的人生遭际，不可遏制地沉湎于杜甫的生前死后，浮想联翩。于是，活现在作者笔端的是一个何等仁慈、宽厚、温润的诗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然而，杜甫却对同时代的文坛才俊不吝溢美之辞。作者慨叹，“忠厚谦逊”的杜甫“于前辈、同辈和晚辈的诗作”奉送了“许多景慕、褒扬和提携之辞”。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白、王维、高适等。即或对那些才华单薄之辈，他亦给予温情的勉励。然而，同样诗才文华葱郁的他却难遇伯乐，甚至面临被遮蔽被遗忘之命数。比如，他死后不久，“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到大历末年二十六位诗人的作品，杜甫竟然未能入列”。如果说杜甫未能享受风光无限的世俗人生倘能令作者释然，那么杜甫的盖世诗歌才华备受冷遇就不得不令作者悲从中来，愤懑淤胸。走笔至此，作者再难抑制心中的狂澜，禁不住振臂疾呼：“世上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人，常常得不到认识和赏识，有如明珠暗投于尘封的角落，好似良骥局促于偏远的一隅，有的人还屡遭厄运，抱憾甚至抱恨终生。”作者的率直性情，耿介品质，袒露无遗。唯一令作者稍感欣慰的是，与杜甫同时代的一些无名之辈曾给予过杜甫点滴温暖，“在杜甫凄凉寒冷的岁月，那不是如同两盆炉火温暖了他那颗已经冻僵的心吗？”

泼墨至此，作者实在不愿过多提及与杜甫齐名的李白等生前死后的风光。直面全国各处杜甫故居、陵寝横遭不测的悲怆命运，作者忧心如焚，坐卧不宁。作者历数它们所遭受的劫难，述及墓地被盗之时更是点燃了作者的一腔书生怒火，“盗墓贼是绝不会读杜甫的，杜甫从来不是大官大款……生前两袖清风，死后一贫如洗，有什么好盗的呢？”悲哉，痛哉，倘若杜甫在天有灵，他一定魂无所依，一定不会再对滚滚红尘投以匆匆一瞥。

凭吊已毕，行文亦接近尾声。作者似已无语，然仍有未释之情未发之叹抵胸。“一个民族……假如热衷于形而下的物质追逐与享受，而对于前贤往哲缺乏应有的敬意，总不免令人感到悲哀。……墓地冷落荒凉，当然令人感慨。不过，天下之大，古往今来，有皇皇陵墓者，几人能活在人民的心中？墓在丘山与闹市的不一定不朽，墓在人心中的肯定千秋万代长存”，作者从杜甫一介文人所遭受的冷遇，洞察出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贫血，从而将本文从习见的凭吊怀人之作上升到一种文化反思高度。没有故作高深，没有应景而刻意拔高，理性思辨自然由心间流淌，情与理交相辉映。